“1928年9月7日凌晨怎么找配资公司,别冒险!”朱德压低声音,却拦不住王尔琢快步奔向脱队的二十八团二营。山风卷着雾气,枪声突兀炸开,这位才被任命四个月的红四军参谋长,应声倒下,年仅二十五岁。
枪声让井冈山的夜突然变得死寂。追随而来的警卫看到血迹沿着崎岖山路蜿蜒,喊了两声“参谋长”,无人应答;他们明白,这位黄埔一期的高材生、周恩来最欣赏的学生,再也起不来了。
王尔琢出生于1903年的湖南石门,家境小康。少年时,他最喜欢的不是练拳,而是拆木头小枪,用铜丝重新组装,“将来我要用真家伙打坏人。”这句玩笑,被13岁那年从长沙带回来的《新青年》点燃。1919年五四运动的号角传到石门,他翻墙去县立中学听学生演讲,回来写了一夜的标语。
20岁,他被父母订下婚事,新娘郑凤翠,比他大一岁,识得几个洋字,会自己写名字。婚宴简简单单,王尔琢喝到半醉,忽然把碗往桌上一扣:“革命成了再回来陪你过长命酒。”郑凤翠笑着点头,以为丈夫只是说说。三个月后,黄埔军校一期招生,他真的收拾行李走了。
离家那天清晨,郑凤翠往包裹里塞了一双千层底布鞋和十二个鸡蛋。她送到河堤,脚尖踮着,看丈夫的身影淹没在薄雾里。王尔琢回身挥手:“若生女叫桂芳,若生子叫摘祚。”一句话,被风吹散。
黄埔课堂节奏紧,王尔琢却还能抽空给妻子写信,信里不谈情,只谈世界局势、北伐形势。周恩来后来评价他:“脑筋快,刀子快。”1926年东征,他以连长身份夜袭潮州,断敌退路;1927年初,武汉街头百姓议论他“湖南小将,打仗不要命”。然而,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,让许多光环变成通缉令。
南昌起义失败,他随朱德转战湘赣边,驻守井冈山茅坪时接到一封家书——妻子带着女儿赶到武汉,却扑空,只留下几行怨句。王尔琢伏案写下托孤书,内容不到二百字,却几乎用尽情感:“革命不成,誓不回家!”写罢,他把信交给来人,眼圈发红又迅速离开。
1928年夏,敌军重兵进逼茶陵、酃县,红四军主力迂回作战。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暗中勾结地方民团,拖着一个连私自脱队。王尔琢不信他真敢叛变,坚持追赶。结果,三声枪响让所有侥幸终结。
朱德得知噩耗,用力捶桌:“这小子太莽,却是条真汉子。”半月后,红军攻克遂川,擒获袁崇全,公审处决。士兵纷纷脱帽,默立。
王尔琢牺牲的消息,经秘密渠道传入石门。郑凤翠抱着四岁的女儿跪倒在祠堂,哭到昏迷。擦干泪,她咬牙挑起家中重担,伺候公婆,耕织度日。她常对邻居说:“他把命给了国家,我把命给这家。”
1945年,女儿王桂芳突患急性胆囊炎。那个医疗缺乏的年代,乡村诊所几乎等同祈祷。二十岁的姑娘疼得弯腰,仍安慰母亲:“爸没见过我,我也想看看他。”话音落下不过数日,人已去世。小棺木上覆着父亲当年寄回的一块红布。
那之后,郑凤翠把族侄王葵祚过继为子。1949年,这个十八岁的青年奔赴部队,后在朝鲜战场牺牲。当部队送来烈士通知书时,她只是点头:“知道了,他跟尔琢一样。”
孤身多年,1952年,乡亲劝她改嫁。介绍人牵线,她与王尔琢的远房兄弟王尔奎成家。两人相敬如宾,她将继子当亲生。农忙时,她依旧会在屋后种两垄野菊,说是“给老王点盏灯”。
1988年,郑凤翠病故。子女清理遗物时,发现一个青花瓷瓶,里面放着六十粒杏仁。有人算了下——王尔琢牺牲整整六十年。她没有留文字,却以最朴素的方式记着年头,每一年,一粒杏仁。
有人问过老兵:“红四军为何记得他?”老兵沉默片刻,说了两句话:“打仗有胆,做人守信。这样的参谋长,死得早,可一点也不亏。”
王尔琢25年的生命、四年的婚姻、四个月的参谋长任期,换来的是一纸托孤书与一串牺牲名录。爱人、子女、养子皆离去,延续血脉的责任落在后来者的回忆里。井冈山上,老兵带新兵巡路时总会指着那片陡坡:“这里,王参谋长倒下过。”林子随风作响,好像有人低声应了一句“到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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